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大五中全会公报宣布，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一政策已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悉全国多数省份都在今年3月底完成了地方条例的修订工作，以进行政策的配套衔接任务。但是“全面两孩”政策实行后，“高龄产妇母婴安全”“产床和儿科医生短缺”“生不起”“入学难”“女性就业权利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

　　为探讨政策发展与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问题，2016年4月9日，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教家委”)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联合举办“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与家庭/家庭教育支持研讨会”。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秘书长蒋永萍，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焦健，北京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科副主任沈汝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段成荣，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洪明围绕着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将对家庭、家庭教育及儿童健康成长产生的影响这一主题分别发言;中教家委副秘书长岳坤主持会议。中教家委常务副理事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做总结发言。

　　1个体发展意愿与生育意愿存在冲突

　　❶ 女性发展权益受损，生育政策施行受阻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女子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秘书长蒋永萍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及“全面两孩”政策的接续发布，标志中国的生育模式(特别是城镇人口的生育模式)已经从以独生子女为主，转向以生育两孩为主。但是“单独两孩”政策启动近两年，申请并生育的二胎数量远远低于预期。其主要原因与决策前的论证缺乏性别视角有很大关系。“人才市场正在酝酿应对策略、已婚已育不再是双保险”“单独二胎让女性就业雪上加霜”“事业小成的女主管要再升不要再生”“1/4受访者怕影响工作放弃二胎”“放宽两孩政策还需保障妇女权益”的声音不时出现。

　　这些社会反响表明，尽管“两孩”是国家战略，也是民生需求，但如果不能很好地支持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有效保障妇女的发展权益，这项民生新政会遭遇尴尬，而且无法实现预期的社会目标。

　　女性是女儿、妻子、母亲，在家庭发展和家庭幸福中充当重要角色，但是女性不仅属于家庭，妇女解放运动使女性意识到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参与对个体福祉的意义。现代社会中婚姻的不稳定性又进一步增强了妇女的独立意识。

　　所以以家庭整体利益为前提，牺牲女性利益会加剧家庭中的性别不公正，是现代社会政策的大忌。只有以性别公正为基本理念，通过家庭政策的利益与价值导向，推动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向男女平等、和谐互利的现代家庭模式转变，改变和校正传统性别定型对两性的束缚和制约，才能更好地建设家庭，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发挥家庭政策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

　　❷ 母婴权益缺乏保障，制约政策落实质量

　　北京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科副主任沈汝冈则从医护人员角度解读母婴权利对两孩政策的影响，认为保障母婴安全是“全面两孩”政策下家庭教育的基础。

　　沈汝冈分析“两孩”政策实施后，预计5年后才达到分娩量最大幅度的增加，并在未来10-15年内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70后、80后育龄妇女分娩比例增加，使高龄产妇再生育问题成为关注重点：生育能力下降、妊娠风险上升、心理压力增大等困扰有意愿生二胎的家庭。应通过孕前风险评估、孕期产前诊断、相关保险政策研究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等有效保障母婴安全，才可进一步巩固两孩政策实施质量，保障妇女人身安全及婴儿健康。

　　❸儿童早期发展需求强烈，受重视程度不足

　　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焦健认为儿童早期是终身发展的开端，发展迅速、可塑性强。每个孩子都应拥有良好的人生开端，充分实现儿童的发展潜能，使儿童个人与社会长久受益，需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早期儿童家庭养育条件并不平等，此情况从生命出现的第一天就开始存在：健康状况不佳、缺少丰富刺激、缺乏积极回应和安全的环境等多重逆境的存在，导致幼童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开发。

　　2家庭教育资本需随两孩政策发展逐步优化

　　❶ 家庭教养成本居高不下降低生育意愿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洪明从家庭教养成本角度对两孩落实情况进行解读。他通过解读腾讯网调查，总结育龄人群意愿生育水平较低且保持稳定，全部育龄人群的两孩终身生育意愿稳定在55%左右，而“单独”的生育意愿更低，明确打算生育两孩的“单独”育龄夫妇不到30%，而明确不打算生育两孩的“单独”育龄妇女超过40%。

　　他认为人们的生育意愿偏低以及阻止生育计划原因如下：首要因素是时间精力不足，其次是经济条件受限。而社会保障福利不完善、基础教育设施不完善、对职业发展不利等因素更让意愿生育两孩的家庭摇摆不定。在整体生育、教育过程中造成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都属于养育成本。家庭教养成本成为制约人们生育意愿和行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洪明认为，所谓的教养成本是指家庭为了孩子的成长目标而投入的时间、金钱、智力、精力、情感等资源的总和，但核心是时间和金钱。家庭教养成本由教养目标、家庭收入、家庭人力资源、同期、同类教养成本均值(参照系)、家庭所信奉的生育文化等因素决定，也与国家的相关政策有关。一方面，长期“一孩化”推高了教养预期。中国家庭的教养预期完全落在一个孩子身上(即使在农村一般来说也只有两个孩子)。如何实现家庭教养预期，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加大投入是不二法门;另一方面，“一孩化”客观上为提高教养成本创造了条件。“一孩化”导致了“4-2-1”的家庭结构，六个大人的收入和时间完全可以放在一个孩子身上，使得家庭教养无论是经济还是时间都得到了极大的保证。水涨船高的家庭教养成本导致了许多人成为“房奴”之外的“孩奴”。

　　“一孩化”所引发的虚高家庭教养成本应该降，也值得降。

　　第一，必须降低家庭教养成本。应该看到，我国当前虚高的家庭教养成本所带来的教育投入是不合理的，高档玩具、高档衣物、高档奶粉所带来的奢靡之风是有害的，更替代不了孩子真实的体验、天然的伦理和手足之间的情谊。提前学、加码学、重复学所带来的危害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第二，二宝的出生反过来有利于家庭教育生态的优化。一个完整的家庭教育系统如同一个生态链，“4-2-1”是一个不正常的生态链，会导致生态缺位，严重影响个体的优化;相反，2个孩子构成了一定的竞争合作关系，有利于两个孩子的共同成长。

　　❷ 保证儿童接受良好早期养育，优化家庭功能

　　焦健认为我国目前0-3岁的儿童多为散居，教育形式则以家庭教育为主，缺乏多部门合作或有针对性地对0-3岁儿童的干预。公共领域越来越重视学前三年的教育，但是0-3岁尚未被列为政府工作重点，造成两孩政策的漏洞。社会成员认为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会造成家庭经济难、工作难、养育难的问题。所以两孩政策实施后，将带来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而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更好满足人们的需求，降低养育成本，也成为广大两孩家庭的迫切需求。

　　因此，从家庭到社会都需要强化早期儿童家庭养育支持与服务功能。要以儿童为中心，保障儿童权利，促进儿童发展。

　　以家庭为基础，要做到尊重家庭、适应家长的需求和家长现有水平。充分认识家庭、父母是儿童早期发展中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环境和他人，尊重家长的主体地位，给予家长和家庭科学、有效、差异化的支持、服务和指导。

　　以社区为依托，则需形成育儿支持网络。增强家庭对养育服务与支持的可获得途径，利用社区资源，将教育融合于社区。提供全面和系统化的家庭育儿支持系统，并将其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即可设立基于社区的、企事业单位的多方支持的公益性家庭养护服务体系。

　　从家长需求出发，则需认识到家庭教育具有普遍差异性。家庭和家长是多样的、有个性的、变化的，并且孩子的每个阶段的需求也不同。对于问题家庭，要做到及时早期干预。可以“四C原则”作为优化家庭功能、引领家长行为的基本理念：Customer：顾客 (顾客需求为导向)，即家长的需求是什么;Cost：成本 (货币、时间，精力等)，家长的陪伴成本非常高，需要寻找适合不同家长的陪伴方式，积极开发家庭功能，发挥家长优势;Convenience：便利(服务的可及性);Communication：亲子及养护体系间积极有效的双向沟通。

　　总之，儿童早期发展最迅速，可塑性最强，并且此时期将奠定发展的基础;个体、社会均需要重视并强化儿童早期家庭养育的效益;以儿童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从家长需求出发，强化对早期家庭养育的支持和服务，促进两孩政策的实施。

　　3“全面两孩”生育模式的转变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❶ 人口增加要求社会提前储备基础设施及配套教育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段成荣从人口学角度解读两孩政策及其实施对社会运行的影响。当前人口领域的两大政策变动一个是2015年的“全面两孩”政策，另一个是2014年的新型城镇化政策。这两项政策实施后，人口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口迁移、流动将从根本上决定人口格局，进而成为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全面两孩政策对受教育人群的规模和影响总起来将有长远影响，但比较有限。

　　段成荣从两个层面的数据具象预测“两孩”政策的实施结果。从微观层面统计：平均每个家庭孩子从当前1.6左右上升到(最高)2个左右(更可能为1.8个左右)。从宏观层面统计：未来35年内(到2050年前后)，少儿人口数量较之前严格生育政策背景下增加近4800万人。学龄人口数量的总体趋势为上升—稳步下降—平稳。

　　他认为“两孩”政策的近期影响会比较集中，需社会各界及早应对。政策完善会带来出生人口数量增加，短期内会有明显堆积，并且持续推高生育水平和出生人数。这种堆积大约历时5年完毕 。由此会牵动各级、各类教育部门和机构，需尽早进行资源布局和调配，包括校舍、合格的师资人才储备等均需及早落实应对措施。

　　由“独”到“非独”，对家庭有什么影响?媒体报道更多强调“独”的负面作用，1998-2008年，关于独生子女的新闻报道，共筛选出586篇，其中转载次数最多的20篇新闻，负面更多。但严谨学术研究的成果并不支持上述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之间在个性特征、人际交往、社会适应等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别。不必过分(特别是人为地)强调“独”与“非独”的差异。

　　❷ 留守/流动儿童家庭急需家庭教育的系统支持

　　段成荣还认为有效解决两孩政策的落地实施后，受人口流动影响产生的一系列儿童教育问题仍是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的首要教育目标。伴随流动人口剧增，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都会剧增。2000-2010年全国流动儿童从2000万人增加到3581万人，增长了78%。2000—2010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从2000万人增长到6100万人，增长205%。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都缺乏家庭教育的根基：亲情、心理抚养、父母的角色缺失、生活安全等。这些留守儿童急需家庭教育活动和家庭教育研究。流动儿童面临严峻的学校教育挑战，也面临家庭教育问题。幼儿园严重不足、小学、初中“两为主”仍面临很大挑战、异地高考问题都极有可能造成家庭不稳定。

　　蒋永萍则提议在考虑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举措时，既要坚持儿童优先的原则，也不能以牺牲母亲、妇女的发展为条件。应发展地区经济，引导农村人口就地、就近转移，推进农村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同时，倡导、帮助留守儿童父母更好地兼顾工作和家长责任，减少家庭分离和亲人离散。

　　会议最后，孙云晓研究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反响巨大，但准备非常不够。解决好全面二胎的家庭教育问题，对个人、社会都有益处。另外媒体需要理性引导社会舆论导向，要遵从儿童权利公约，把儿童利益最大化，以儿童为中心，平衡各种关系。政府要给予家庭足够的支持和帮助，让家庭生育两孩没有后顾之忧。